貿易摩擦如何影響我國就業？政策如何應對？

核心觀點

貿易摩擦或對我國就業市場造成擾動

其一，從直接影響來看，出口企業受到對等關稅的衝擊會產生訂單減少、業務收縮的問題，加大企業的經營壓力，對制造業企業用工造成直接影響；其二，從間接影響來看，一方面，面對高額的關稅壓力，部分企業或工廠可能將生產线遷移至關稅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和拉美地區，造成就業崗位的減少及勞動力的外流。另一方面，制造業企業出口訂單的減少會對其上下遊產業鏈造成連帶影響，如上遊原材料相關行業及下遊出口相關的航運、物流和倉儲等行業就業均會受到一定波及。

從對就業影響的行業結構來看：從對美出口結構來看，在2024年，玩具（32.7%）、紡服（24.9%）、家具（25.1%）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對美出口佔比較高，這些行業更容易受到美國對等關稅的衝擊；從上市公司境外業務收入佔比來看，截至2023年年報，電子、家電、交運和紡服等行業境外業務收入佔比超過20%，受對等關稅的影響可能更爲明顯。

從對就業影響的省份結構來看：從對美出口佔GDP的比重來看，截至2024年底，浙江、廣東、上海、江蘇和福建五個省份對美出口佔GDP的比重高於4%，而其他省份均低於3%；從對美出口佔總出口的比重來看，山西和河南對美出口佔比超過20%，而四川、福建、西藏、浙江、江蘇、廣東和上海對美出口比重也超過15%，以上省份對美貿易的風險敞口相對較大，其就業情況更易受到對等關稅政策的波及。

出口就業人數的兩種定量測算

其一是通過投入產出表測算出口對就業的拉動。我們以每百萬美元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與我國全員勞動生產率同比增速的歷史數據進行擬合，對每百萬美元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進行线性外推，估算出2024年每百萬美元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約爲29.1人次，對應2024年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約爲1.04億人次。

其二是通過工業企業中出口交貨值佔比估算出口對就業的拉動。截至2024年底，出口交貨值佔工業增加值比重約爲38.1%，我們以此衡量工業企業中出口相關就業的佔比情況，而2024年工業企業用工人數約爲7401.9萬人，對應工業企業中出口相關就業人數約爲2818萬人。而根據第五次經濟普查中的數據，工業就業人數與服務業就業人數之比約爲1:3.1，則對應出口相關的服務業就業人數約爲8735萬人，即合計出口相關的就業人數約爲1.16億人次，與方法一中測算的結果較爲接近。

對等關稅對就業影響的估算

假定在當下全部商品加徵145%、部分商品最高加徵到245%的稅率，且年內維持此稅率的極端情況下，則預計對等關稅對我國出口增速的影響可能會達到6.6%，對應出口下滑對就業的影響可能約爲686萬人；

而如果後續貿易摩擦有所緩和，美方在上半年取消或者大幅調低對等關稅的樂觀情形下，則預計對等關稅對我國出口增速的影響可能僅爲1.5%，對應出口下滑對就業的影響可能約爲153萬人；

而在中性情形下，美方在三季度適度調低對等關稅，則預計對等關稅對我國出口增速的影響可能約爲3.4%，對應出口對我國就業的影響約爲357萬人。

如何對衝極端情形下出口帶來的就業壓力？

只要5個就業彈性最大的行業名義經濟增速從Q1的4.5%提高到5.6%-7.0%，就能額外吸納686萬就業，基本能消化掉極端情形下關稅衝擊帶來的就業壓力。我們利用2020年投入產出表數據，測算了各個行業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的就業人數。關稅衝擊主要是制造業出口，制造業有更多的資本和技術投入作爲勞動要素的代替，因此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的就業只有4.7人。相比之下，建築業和部分服務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更強。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的就業人數較多的行業依次是：住宿餐飲（22.1人）、居民服務（14.6人）、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11.4人）、建築業（10.3人）、批發零售業（9.7人）。如果將拉動就業效果最好的這5個行業跟制造業相比，其就業吸納能力是出口行業的2-5倍。

如果通過就業彈性最大的行業，來對衝出口的就業拖累，這5個行業需要額外提高1.1-2.5個點的經濟增速。這5個行業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就業9.7-22.1人，如果按686萬人的就業衝擊計算，需要這5個行業額外增長3118億-7072億元。2024年，這5個行業的增加值大約是28.1萬億，那么需要額外提高1.1-2.5個點的名義增速。今年Q1，這5個行業名義增速爲4.5%左右，出口帶來的就業衝擊發生後，需要提高到5.6%-7%。

基於上述分析，以下政策可能對“穩就業”作用更大：

一是盡快落地服務消費補貼，服務消費補貼比耐用品消費補貼能拉動更多就業。目前我們的消費補貼局限於以舊換新，但以舊換新帶動的更多是家電、汽車等工業的增長，而這些行業的就業吸納能力偏低。制造業裏，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通信電子設備這3個行業平均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的就業爲5.4人。而服務消費補貼可以補的行業，如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居民服務、文體娛樂等4個行業，平均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的就業爲13.1人。

二是推出更大力度政策，穩住房地產，特別是房地產投資。根據2023年五經普數據，建築業從業人員從2018年的6759萬減少到2023年的6079萬，減少了680萬，主要來自於房地產投資的下降，因此穩住房地產投資對於緩解就業壓力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看到政策對這方面的重視正在提高。4月15日，李強總理在北京調研時指出“要落實好各項相關政策，在收購主體、價格和用途方面給予城市政府更大自主權，並及時研究推出新的支持措施。要深入推進城市更新，加力實施城中村和危舊房改造，通過多種方式盤活存量、優化增量”，我們認爲後續地產政策會着力於這兩個方面，如創新和優化收購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微觀運作機制，並擴大棚改貨幣化安置的規模。

三是基建仍然重要，尤其要發揮以工代賑對促就業的重要作用。盡管近幾年我國基建投資逐步飽和，但考慮到基建對就業的巨大拉動能力，在出口下行期，仍有必要保持較高的基建投資增速，特別是傳統的“鐵公基”和水利工程。此外，應進一步落實好地方以工代賑基建項目的开展推進，發揮其在促進就業、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是加大紓困力度，穩定出口鏈企業，加強失業保險的補助，減輕出口風險對內需的傳導衝擊。通過加大出口退稅、促進出口轉內銷等措施，爲出口企業紓困；同時加大財政補助失業保險的力度，讓參保的失業人員都能順利領取失業金，減輕出口鏈失業帶來的消費衝擊。

五是如要出台去產能政策，需要搭配更強的擴內需政策，以減小就業衝擊。兩會期間，國家發改委主任鄭柵潔指出“將分行業出台化解重點產業結構矛盾的具體方案”，引發市場對新一輪去產能政策的期待。但去產能政策會加大就業壓力，如2017年，在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僅煤炭和鋼鐵行業就需分流安置職工100多萬人。因此，如需化解產能矛盾，作爲配合，要在需求端加大經濟刺激的力度，以減少去產能政策帶來的就業衝擊。

風險提示：（1）部分數據基於歷史數據進行測算，且數據維度較長，可能存在測算誤差；（2）年內美國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仍較高，需警惕後續進一步加大對華關稅措施的可能性；（3）關稅政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在於出口端，國內需求的回升可能會對衝關稅政策對GDP增速的部分拖累。

正文如下

1. 貿易摩擦對我國就業的影響及測算

1.1. 貿易摩擦對我國就業有何影響

加徵對等關稅後或對我國就業市場造成擾動。其一，從直接影響來看，出口企業受到對等關稅的衝擊會產生訂單減少、業務收縮的問題，截至2024年底，我國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佔工業企業營業收入的比重約爲11.2%，加徵關稅後出口業務的收縮會使得企業營收減少，加大企業的經營壓力，對制造業企業用工造成直接影響；

其二，從間接影響來看，一方面，面對高額的關稅壓力，部分企業或工廠可能將生產线遷移至關稅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和拉美地區，造成就業崗位的減少及勞動力的外流。另一方面，制造業企業出口訂單的減少會對其上下遊產業鏈造成連帶影響，如上遊原材料相關行業及下遊出口相關的航運、物流和倉儲等行業就業均會受到一定波及。

從對就業影響的行業結構來看：從對美出口結構來看，在2024年，玩具（32.7%）、紡服（24.9%）、家具（25.1%）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對美出口佔比較高，這些行業更容易受到美國對等關稅的衝擊，進而影響相關制造業企業的就業；從上市公司境外業務收入佔比來看，根據上市公司2023年年報的數據，電子、家電、交運和紡服等行業境外業務收入佔比超過20%，受對等關稅的影響可能更爲明顯。

從對就業影響的省份結構來看：從對美出口佔GDP的比重來看，截至2024年底，浙江、廣東、上海、江蘇和福建五個省份對美出口佔GDP的比重高於4%，而其他省份均低於3%；從對美出口佔總出口的比重來看，山西和河南對美出口佔比超過20%，而四川、福建、西藏、浙江、江蘇、廣東和上海對美出口比重也超過15%，以上省份對美貿易的風險敞口相對較大，其就業情況更易受到對等關稅政策的波及。

但邊際來看，我國消費增長仍面臨着一定的問題與挑战。

其一，社零缺口仍未收斂，消費增長長期動能有所減弱。從社零來看，截至2024年底，我國社零總額錄得48.8萬億元，同比增速3.5%，較2023年明顯回落，而如果以疫情前2010-2019年進行线性外推，社零仍舊存在接近7萬億的缺口，其中餐飲收入和商品零售缺口分別爲11.4%和12.8%，較2023年又進一步走闊，指向疫情後社零的缺口仍未出現收斂，消費增長的長期動能明顯下滑。

而如果從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角度來看，2024年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基本已修復到疫情前线性外推後的趨勢值，表明居民端的消費水平已基本修復，且分結構來看，服務消費的修復程度要優於實物商品消費。

結合社零和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統計範圍可以看出：居民消費的修復情況要優於社會集團、且餐飲、服務性消費的修復情況要優於實物商品消費。

1.2. 貿易摩擦對就業影響的兩種測算方法

其一是通過投入產出表測算出口對就業的拉動。自2011年起，商務部會同海關總署、國家統計局、國家外管局與中國科學院共同开展了針對我國外貿對國內影響的相關研究，其中基於投入產出表測算了出口對就業的拉動情況。截至2018年，我國每百萬美元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約爲40.2人次，其中每百萬美元一般貿易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約爲46.7人次，每百萬美元加工貿易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約爲26.2人次，反映出一般貿易對於就業的拉動更爲顯著。而從趨勢上來看，隨着國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出口對就業的拉動呈現邊際走弱的趨勢，2010年我國每百萬美元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約爲61.8人次，顯著高於2018年的水平。

從行業分布來看，出口對於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拉動要強於技術密集型行業。截至2018年，每百萬美元出口對紡織服裝、木材加工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的拉動均接近60人次，而對電子設備、通用/專用設備、交運設備等技術密集型行業就業的拉動均低於40人次。

我們以每百萬美元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與我國全員勞動生產率同比增速的歷史數據進行擬合，對每百萬美元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進行线性外推，估算出2024年每百萬美元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約爲29.1人次，對應2024年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約爲1.04億人次。

假定在當下全部商品加徵145%、部分商品最高加徵到245%的稅率，且年內維持此稅率的極端情況下，則預計對等關稅對我國出口增速的影響可能會達到6.6%，對應出口下滑對就業的影響可能約爲686萬人；

而如果後續貿易摩擦有所緩和，美方在上半年取消或者大幅調低對等關稅的樂觀情形下，則預計對等關稅對我國出口增速的影響可能僅爲1.5%，對應出口下滑對就業的影響可能約爲153萬人；

而在中性情形下，美方在三季度適度調低對等關稅，則預計對等關稅對我國出口增速的影響可能約爲3.4%，對應出口對我國就業的影響約爲357萬人。

其二是通過工業企業中出口交貨值佔比估算出口對就業的拉動。截至2024年底，我國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約爲154338億元，工業增加值約爲405442億元，出口交貨值佔比約爲38.1%，我們以此衡量工業企業中出口相關就業的佔比情況，而2024年工業企業用工人數約爲7401.9萬人，對應工業企業中出口相關就業人數約爲2818萬人。

而根據第五次經濟普查中的數據，工業就業人數與服務業就業人數之比約爲1:3.1，若簡單以此衡量出口相關就業中工業就業與服務業就業的比例，則對應出口相關的服務業就業人數約爲8735萬人，即合計出口相關的就業人數約爲1.16億人次，與方法一中測算的結果較爲接近。

2. 如何對衝就業影響？

如何對衝極端情形下出口帶來的就業壓力？只要5個就業彈性最大的行業名義經濟增速從Q1的4.5%提高到5.6%-7.0%，就能額外吸納686萬就業，基本能消化掉關稅衝擊帶來的就業壓力。

就業彈性最大的5個行業，吸納就業能力是出口行業的2-5倍。我們利用2020年投入產出表數據，測算了各個行業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的就業人數。關稅衝擊主要是制造業出口，制造業有更多的資本和技術投入作爲勞動要素的代替，因此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的就業只有4.7人。相比之下，建築業和部分服務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更強。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的就業人數較多的行業依次是：住宿餐飲（22.1人）、居民服務（14.6人）、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11.4人）、建築業（10.3人）、批發零售業（9.7人）。如果將拉動就業效果最好的這5個行業跟制造業相比，其就業吸納能力是出口行業的2-5倍。

如果通過就業彈性最大的行業，來對衝出口的就業拖累，這5個行業需要額外提高1.1-2.5個點的經濟增速。這5個行業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就業9.7-22.1人，如果按686萬人的就業衝擊計算，需要這5個行業額外增長3118億-7072億元。2024年，這5個行業的增加值大約是28.1萬億，那么需要額外提高1.1-2.5個點的名義增速。今年Q1，這5個行業名義增速爲4.5%左右[1]，出口帶來的就業衝擊發生後，需要提高到5.6%-7%。

從歷史經驗來看，2016年出口負增長也是靠這幾個行業吸收。2016年美元計價出口下降7.7%，而這5個強就業行業的名義經濟增速從7.2%反彈至9.0%，名義增加值額外擴張了2600億，充分吸納了當時出口負增長帶來的就業問題。

[1] 季度增速只公布了3個行業，建築業、批發零售、住宿餐飲，這3個行業佔5個行業的90%，這裏用三個行業的增速4.5%作爲代替

基於上述分析，以下政策可能對“穩就業”作用更大：

一是盡快落地服務消費補貼，服務消費補貼比耐用品消費補貼能拉動更多就業。目前我們的消費補貼局限於以舊換新，但以舊換新帶動的更多是家電、汽車等工業的增長，而這些行業的就業吸納能力偏低。制造業裏，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通信電子設備這3個行業平均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的就業爲5.4人。而服務消費補貼可以補的行業，如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居民服務、文體娛樂等4個行業，平均每百萬元增加值吸納的就業爲13.1人。

二是推出更大力度政策，穩住房地產，特別是房地產投資。根據2023年五經普數據，建築業從業人員從2018年的6759萬減少到2023年的6079萬，減少了680萬，主要來自於房地產投資的下降，因此穩住房地產投資對於緩解就業壓力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看到政策對這方面的重視正在提高。4月15日，李強總理在北京調研時指出“要落實好各項相關政策，在收購主體、價格和用途方面給予城市政府更大自主權，並及時研究推出新的支持措施。要深入推進城市更新，加力實施城中村和危舊房改造，通過多種方式盤活存量、優化增量”，我們認爲後續地產政策會着力於這兩個方面，如創新和優化收購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微觀運作機制，並擴大棚改貨幣化安置的規模。

三是基建仍然重要，尤其要發揮以工代賑對促就業的重要作用。盡管近幾年我國基建投資逐步飽和，但考慮到基建對就業的巨大拉動能力，在出口下行期，仍有必要保持較高的基建投資增速，特別是傳統的“鐵公基”和水利工程。此外，應進一步落實好地方以工代賑基建項目的开展推進，發揮其在促進就業、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是加大紓困力度，穩定出口鏈企業，加強失業保險的補助，減輕出口風險對內需的傳導衝擊。通過加大出口退稅、促進出口轉內銷等措施，爲出口企業紓困；同時加大財政補助失業保險的力度，讓參保的失業人員都能順利領取失業金，減輕出口鏈失業帶來的消費衝擊。

五是如要出台去產能政策，需要搭配更強的擴內需政策，以減小就業衝擊。兩會期間，國家發改委主任鄭柵潔指出“將分行業出台化解重點產業結構矛盾的具體方案”，引發市場對新一輪去產能政策的期待。但去產能政策會加大就業壓力，如2017年，在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僅煤炭和鋼鐵行業就需分流安置職工100多萬人[2]。因此，如需化解產能矛盾，作爲配合，要在需求端加大經濟刺激的力度，以減少去產能政策帶來的就業衝擊。

[1] 李強在北京市調研時強調以更大力度促進消費擴大內需做強國內大循環尹力吳政隆參加_領導活動_首都之窗_北京市人民政府門戶網站

[2] 改革創新促進了我國就業持續擴大_滾動新聞_中國政府網